高贵之诗:论杨炳麟诗歌写作的崇高美学


作者:张延文 | 2018/5/5 16:17:48  | 浏览:322


论文摘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来详细剖析诗人杨炳麟诗歌写作的崇高的美学风格,评述“贵族诗人”在当代新诗写作当中地位和价值,及其独具的文化意义。
 
    为一个诗人写评论,是很困难的事;为一个成熟的诗人写评论,尤其如此;而为一个严肃写作的成名已久的大诗人写评论,就成了一件令人惊惧的事!在欧美盛极一时的新批评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的文本阅读方式: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个自足的艺术客体,力图排除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诗歌文本进行文本语义的细致分析基础上的“细读”,以呈现诗歌语言的含混、悖论、隐喻、反讽、象征等诸多要素如何在矛盾冲突当中形成和谐统一的具有张力的整体结构和内在意蕴。新批评的这种阅读方法类似于现象学式的双重“悬搁”,即将认识事物的方式从自然态度向现象学态度的过渡和转变,一种排除独立于心灵、经验和理论的实在的信念(信仰)的反思式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获得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于著名诗人杨炳麟的诗歌作品的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同时,还将适当地运用符号学和传播学的方法来消除可能由于文本“孤立”带来的偏差。
    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方法,首先,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去除个人化的傲慢与偏见,以及社会化的“吹捧”与“棒杀”,以获得相对客观的理解和认识;其次,从批评对象来说,则是因为杨炳麟的诗歌作品本身具备了独立认识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杨炳麟,自80年代初开始写作诗歌并公开发表作品,创作时间长达二十多年。2006年,杨炳麟的三部诗集同时面世,包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短诗集《火焰》,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草丛》,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内陆省的河流》。这三部诗集应该说是诗人诗歌创作实力的一次整体性总结和展现,虽然每部诗集的着重点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作品的排列上,诗人并没有进行刻意的甄别与筛选。对此,杨炳麟如此解释:“从十几岁开始涂鸦至今,也算历久经年了…….旁人眼里一定看见她的笨拙和丑态,但个人却挑不出一个庶出,都亲生骨肉似的。因为时间间区较长,又是三部同时出版,只能相应地归类,没按创作时序编排,随手输入,也无优先劣后的审订。”[1]
    杨炳麟的诗歌写作跨越了新时期新诗写作的几乎所有历程,在这期间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诗歌写作流派和主义,比如朦胧诗,第三代,他们,整体主义,非非主义,中间代,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下半身,垃圾派等等;还可以列出更长的著名诗人和优秀的诗歌作品的名单。但这些对于杨炳麟的诗歌写作来说,几乎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说,杨炳麟的诗歌写作是独立于整个他所处身的当代新诗发展历程之外的,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你几乎无法找到一个和杨炳麟的诗歌风格像近的诗人;这种独立性是诗人艺术创作所具备的鲜明的艺术风格的必要保证,也是其诗歌写作艺术价值的内在体现。一个诗人能不能称其为诗人,或者说他的诗歌作品是否具备了存在的价值,颇为重要的就是他的诗歌写作是否具备了内在的一致性,是否拥有新鲜的美学质素,能够为诗歌文体带来主题学和文体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正是由于杨炳麟的诗歌写作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才让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单元里,即使不分先后也不显得突兀和杂乱。作品质量的稳定性和风格的独特性,也是一个诗人写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这为杨炳麟能够成为中国当代新诗当中的一个重要诗人带来了保证。
    在此,我们不仅要问,既然杨炳麟的诗歌写作和他进行创作时的艺术氛围和文化语境的关联程度不十分明显,那么杨炳麟诗歌写作的美学渊源何在?是什么让他形成了这种写作的美学风格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诗人自己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在杨炳麟看来,诗歌“缘自干净的心灵”,“诗,就是个人品质的肖像”[2];“我渴望自己的语系特色充满韵味和个性,具有诗歌高贵精神的沿袭。总想找种飘逸的不被捆绑的感觉。不拘于形,言情叙事,力求自然贴切,清新流畅,保持充满热情的张力。虽非润玉珠玑,但岁月的痕迹鲜艳栩栩,作为一份慰藉、个体生存置于时代背景的写照,作为爱的诠释和交代,片言片语,得失均不在于日常事理的对应关照之中。我所理解的诗歌,于我它存在的根本价值已是终生的责任。”[3]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杨炳麟的诗歌写作的超越性价值来自于他自觉的艺术追求,他不愿意追随和沉沦的精神纬度,以及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这种基于内心经验的,充满知性的诗歌写作,近的源头在于现代时期的新诗写作当中的以李金发、卞之琳、穆旦、冯至等为代表的优秀的知性诗歌传统,远的在中西方的古典诗歌当中都不乏先例。
    在杨炳麟的诗集《火焰》当中有同名的抒情短诗集《火焰辑》,其中收录有70首抒情短诗,这些诗篇包罗万象,富于哲理。比如诗篇《三十六》:“永是落寞的沉沦与消亡。拈花济危/塬上乔木疏离,孤鸟投林,哀狐返壑/我们向月假寐,切入深刻的荣枯”[4]。诗人在短短几行诗里,频繁使用了大量的富于古典美的意象,而结尾却充满了现代精神。这种由于语境的歧异带来的张力,是典型的新批评所标举的反讽,在互相矛盾当中获得了意义的延伸和扩展。类似的还有《十二》:“雾,在情感的土地上漂浮时,爱或恨/一定是长着羽翼选择方向和目标的天使/准备覆灭的温柔!抚触那些迷濛中的葡萄//光在葡萄架上显现,雾被吸收为血液,/转换视角,服从自身,成为高尚的事业。/与上帝有关的耶稣不能轻信,但你可以/永在彼岸修葺花坛,恪守献身的允诺”[5]。这首作品的前半部分带有强烈的虔诚信仰的色彩,在后面却以崇尚个体价值的角度来推翻了盲目的信仰,而结尾再次肯定了修为和献身的价值和意义。除了反讽之外,这首作品还有着很好的“结构和肌质”,在出色的逻辑当中不乏闪光的事物和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值得赞美的地方!
    在作品《十二》当中,采用的抒情意象接近于西方盛行的圣体诗,显得雅洁和神圣,类似的抒情模式在其它作品里也屡见不鲜,比如《忠诚属于爱我的人》:“我的忠诚属于爱我的人/假若她分心,假若她攀附枭强/上帝,尽可领了去,我以埋葬的欢乐/降伏受辱的情操//珍藏今生不轻易示人/洗擦这枚宝石成为至爱/无论悲伤,苦难,乌云低垂/它都被供奉在我祈福的厅堂/成为秘潜暗动的风光//――接受超然,包括/自由和宁静……”[6]。肃穆的情感,让平凡的生活染上了圣洁的光辉。在作品《五》里也有类似的表述:“命中注定爱人到处用歌声唤着爱人名姓,/敲错的门启开就不用闭合,被识错的人走失在人群中。/相思,不是独居的唯一借口//涉世之初就开始索寻。/一直到养育的恩泽里向所有的父母揭露心声:/“要求婚!领在身边,过清淡日子/要教导生活,包括足够的爱和善……”[7]这些诗篇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基于个体日常生活现实的,被升华的美感,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更为接近于《诗经》里的“雅颂”。类似于信仰的力量使得杨炳麟的诗歌艺术孕育了崇高的美学精神,也使得他的诗歌写作具备了原初的经典价值。
    最早将崇高当作美学范畴来讨论的是古罗马的朗加纳斯,他在《论崇高》当中指出了崇高的五种来源:其一,庄严伟大的思想;其二,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其三,运用藻饰的技术;其四,高雅的措辞;其五,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尚的心灵。[8]这些因素在杨炳麟的诗歌写作当中全都存在。崇高超越于现实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基于完美人性的理想主义是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内在本质,诺贝尔文学奖的创始人诺贝尔先生在其遗言里也特别指出了要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具备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具体来说,崇高也可以表现为庞大的事物带给人的内心惊诧,在杨炳麟的作品里就有着瑰丽的想象,比如这首《仲春》:“生长起来的桦树开始脱皮,灌木丛外/蜜蜂在紫色的花串下嘤嘤低语;/抓紧你的手,炽烈的俗欲阻断预言的毒液//一条小花蛇正做一只青蛙的美梦/绕过花木堆积的栅栏,安抚/坐在仲春里流泪的池潭//荆棘的翠绿透着凉意,涂满油菜的芬芳/四野逸动;像是笑靥后面的隐疾/旅人肩头扛起的困倦,仲春庞大的花冠”[9]。大自然的神秘和魅惑,为诗人带来了丰富的隐喻,这些隐喻组合起来为我们营造了“庞大的仲春”这样的象征物。这同样可以外化为对于造物的钦敬,对于力量的追求。
    在处理抒情的情态时,不同类型的诗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杨炳麟显然选择了一种在上的抒情态度,一种高贵的品质,将诗歌作为超越俗世的信仰,将诗歌写作作为心灵清修的方式。这种在上的抒情情态在当代甚至整个新诗写作传统当中都很少见,其中海子的部分诗歌具备了崇高的美学特质,海子的诗篇里时时透露出在上的情态。我们不妨把这种类型的写作称作诗歌写作中的“贵族诗人”。这类“贵族诗人”是不可多得的凤毛麟角式的存在。在杨炳麟的诗歌《出逃的蟋蟀》的题记为“内心深处准备着/黑暗中行动着”,“带着神之光辉的王者霸气”,因为,“它活着,走出比自由还要遥远的征途”[10]。这里表达出来的也许正是诗人自我的内心写照。
    诗集《内陆省的河流》当中收录了不少诗人的早期创作,在表现亲情、乡情方面有着不少的佳作。比如《父亲正患肝病》:“爹!家运枯竭/你是镰口上/一粒/黄透的麦子”[11]这个比喻恰到好处,这节小诗蕴含着天崩地裂的力度,一个卑微善良的老农的不幸离世带来的是一个家族历史的转折和开启。和对于父亲的“个人历史”关照的视角不同,对于母亲的描写则迥乎不同——《娘,想我你就手搭凉棚》:“娘,想我你就选择四月/你就手搭凉棚到串串馨香馥郁的槐树下/等待嗡嗡的蜜语从枝叶间飘落”[12]。《内陆省的河流》当中有一辑作品《淮风》,其中有一首《淮恋》描写了村姑和少年之间的朴实狂野的偷情,和《诗经》里的国风有着异曲同工之美。该诗集里的《民间水利》辑中描写了豫南农村民间兴修水利的场景,这组叙事和抒情兼具的诗歌为我们描绘了一幕幕真切、苍凉的人间活剧,撼人肺腑。在哲理式的思辨之外,诗人杨炳麟更为广阔的胸襟和抱负在这些蘸着血泪的诗篇当中一览无余。在贴近生养自己的热土时,诗人的感情是喷薄而出的。在《印象黄河》一诗里,诗人将黄河这条母亲河的内在魂魄刻画得淋漓尽致,“单靠记忆就能枕高整个北方哲学”[13]
    在“诗人何为”被广泛疑问的二十一世纪,虚浮和喧嚣不能遮蔽一个真正诗人的心灵之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含义已经开始被泛化为魔术和杂耍的游戏,充斥着作秀和享乐的滥情主义,沦为资本和权力的帮衬。诗人杨炳麟和他的诗歌文本一起形成了这个时期的重要的诗歌现象,可以作为文化现象学的研究范例加以留存。杨炳麟的诗歌以其良好的语感,独特的思维,高贵的品质和崇高的美学特征为我们带来了清新的人文气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炳麟的诗歌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的《圣经》”,诗人以赤子之心为诗歌正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杨炳麟还为当代新诗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意义固然可以付之阙如,但其赖以存身的形式,在化身为勇气和力量之际,却有着灵魂救赎的启示和价值!


[1] 《草丛》,杨炳麟,第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2] 《河南诗人》第四期卷首《培养内心向上的空间》,杨炳麟
[3] 《草丛》,杨炳麟,第5-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4] 《火焰》,杨炳麟,第38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5] 《火焰》,杨炳麟,第14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6] 《草丛》,杨炳麟,第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7] 《火焰》,杨炳麟,第79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8] 《西方文论选》上卷,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9] 《草丛》,杨炳麟,第1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10] 《草丛》,杨炳麟,第69-70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11] 《内陆省的河流》,杨炳麟,第28-2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2] 《内陆省的河流》,杨炳麟,第30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3] 《内陆省的河流》,杨炳麟,第14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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