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简介


    唐晓渡,男,江苏仪征人,1954年1月生,1968年初中毕业后插队三年,当工人六年。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2月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编辑、副编审;1998年2月调作家出版社工作,现为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新诗学会理事,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研究员。

不断重临的起点——关于近十年新诗的基本思考


作者:唐晓渡 | 2018/5/8 18:01:37  | 浏览:269



  无论如何,近十年是新诗自创生以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诗歌观念的巨大流变和创作上的各行其素的相互呼应,近两年竟到了繁花照眼、目不暇接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从整体上进行总观式的评价谈何易事?有时我甚至怀疑,是否还存在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和高度进行这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尽管如此,类似的尝试总是可堪嘉许的。它至少可以造成一种对话的氛围,而“对话”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和批评所可能采取的最好方式。
  但是,这篇文章的主旨却不是意在进行这种尝试。我甚至不打算进行一般的现象描述,而只是试图阐明一个有关的现实和逻辑的起点而已。这个起点就是我曾一再说到的个体的主体性的全面确立。我想,无论是对近十年来的新诗发展进行总体描述还是评价,这一起点都具有绝对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它不是、也不可能被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达到,而是在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被反复重临。这里,“个体”和“主体”是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缺乏主体性的个体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自我中心,而缺少个体的主体性则是空洞无谓的主体性。使这种相互制约得以成立的则是开放——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开放,而首先是诗人生命和才能的洞开。
  无庸讳言,近十年的新诗是在一个相当低的层次上获得上述起点的。大部分诗人当年写下的东西今天已不忍卒读。这也部分地解释了近十年来的新诗发展何以如此迅捷、如此激烈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一起点的获得又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早得多——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一批青年诗人。北岛、芒克、舒婷、江河、顾城等人的创作活动可以一直追溯到七十年代初;而在他们之前,食指(郭路生)等人甚至早在六十年代末就写下了一些与当时的规范格格不入的诗。我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指明这一事实,而是企图借此表明,机械地、亦步亦趋地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来说明艺术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危害性,它使我们往往违背了最起码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二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许多论者用人道主义来把握近十年新诗最主要的思想特色。此一类说法大致不错。但是,假如这种把握不是基于个体独特的生命经验和创造才能并与之紧密结合,那么,它们就不是一种真正的把握。正如封建的传统文化对人的贬低、禁锢、窒息乃至扼杀不是抽象的、观念的,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不是针对字典上“人”的定义,而是针对现实存在的个人一样,现代文化对人的高扬,对人性的解放也不是抽象的、观念的,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不是立足于哪一个现成的思想体系,而是立足于每一个生活着,感受着,经受着苦难又心怀着憧憬的个人。生命的存在乃是一种比思想更本真、更深刻的存在。思想,在其现实性上,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一种生命寻求自我生长、自我辩护、自我感悟和自我超越的形式。
  我很清楚我所使用的眼光、所强调的基点不是什么新东西。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先驱,尤其是鲁迅先生,早已鲜明地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参见P《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然而,由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和特殊需要,这一立场一直未从根本上得以贯彻(参阅李泽厚《近代思想史论·后记》、《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等)。至于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是怎样越来越丧失了重建这一立场的可能性,以致最终造成新诗发展的重大危机,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新的生机也正是从中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近十年的新诗确实是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有力呼应和激活。但是,这种呼应和激活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回归和重复,而是表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探寻新的可能性。从这里出发,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和创造才能开始建立起与文化传统的致命联系。我说“致命”,是因为个体的独特性只有置身于文化传统的背景下才得以凸现,而文化传统只是由于个体的独特加入,才得以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
  问题在于,在上述的双向关联中,谁更具有根本性?回答不能不是辩证的。但太辩证了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艾略特曾就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打过一将白金丝放到贮有二氧化硫和氧气的瓶子里生成亚硫酸的著名譬喻,他更多地是基于对传统的强调打这个譬喻。对于他和他所意识到的诗歌使命来说,这是完全合理的;而假如我反其意而用之,更多地强调个体的独特经验和创造才能的话,那么我想也同样合理。这和赞成或者反对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无关。一般地说,我反对传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但是,如果说诗的本质如埃利蒂斯所说,在于探索未知,超越自我的话,其中难道没有包含永恒的浪漫主义因素吗?
  思想的解放、传统的恢复的发扬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正如以前思想的禁锢、传统的流失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一样。只有抓住个体的主体性这一关键,我们才能确切地谈论所谓“思想解放”重要性、所谓“人的复归”和“诗的复归”;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种“复归”中,每一代以至每一个诗人之间会表现出那么巨大的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会愈趋扩大,也才能在东、西文明冲突这一近代以来总的文化背景下,指明近十年新诗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前面我已经指出在一批青年诗人那里,个体的主体性的获得较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要早这一事实;而这里我想再次指出的是,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其说开始于对封建法西斯的不满和反抗,不如说开始于生命意识的觉醒和伸张;与其说是出于对社会正义或永恒真理的追求,不如说出于和青春期一起到来的寻求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要求基本的人格尊严、独立和完整,渴望知识、爱情、理解和自由意志的天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比常人更早和更深切地敏感到在革命的名义下所进行的那场暴乱的反动性质;才能以此为契机,率先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示根本的怀疑,并试图作出自己的回答;也才能在一片荒漠般的文化氛围中,奇迹般地创造出一块诗的绿洲。
  这批青年诗人的早期创作首先应该从社会学或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个人”是怎样在历史的断层上,从“人民”这一群体概念中分化出来,从而不是依据某种普泛的、在频繁的使用中已经充分钝化甚至具有欺骗性的思想观念,而是依据个体的生命经验和创造才能重建诗的可能性。这种“个人化”现象的发生所具有的革命性,是在与传统诗歌意识的剧烈冲突中呈现出来的,它同时划出了二者之间的明确分野。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个人化”的现象是脱离人民或反人民的,恰恰相反,它只是把“人民”的涵义内化了,个人不再被认为是外在于人民,因而必须接受有关的训导,而从来就是内在于人民的一分子,并且是高于鲁迅所谓的“平均数”,更敏感、更富于创造性的一分子,我实在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用人民的名义扼杀个人的创造性更加反人道精神暴行;而细究起来,这不过是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貌似民主的平均主义意识在诗歌领域内的反映而已。
  因此,在“个人化”这一现象中蕴涵着真正的艺术民主倾向。“个人化”使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类的生命领域和创造潜能成为可能。正如在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发育中体现着“类”的自我探索。这一切都把我们导向存在的“未知领域”;而此时我们看到,这“未知领域”是多么辽阔,又是多么荒凉!我们已经习惯了让诗的触角仅仅停留在社会和道德领域(我还不说有些人已经习惯于让诗服从于社会和道德的需要)。这些领域当然应该得到探索,但如果仅限于此,我们就是在画地自狱。一切社会、一切道德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并且一切社会、一切道德的需要首先都是人的需要。如果说这里存在着什么冲突的话,那么这种冲突正是人面对被异化了的外部现实(我在词源学的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它是中性的),而要求返回自身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永恒的,其永恒性同样系于人自身,系于他内在的矛盾性。弗洛姆在人的“生”与“死”这两种本能冲动的矛盾中看到了一切矛盾的根源,而更为深刻的是,这两种本能冲突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正如在诸如善与恶,是与非,高尚与卑下,真诚与虚伪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一样),它们往往是混合共生,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并且在实现的过程中相互转化。人的生命形态就其可能性而言,决不是一个用“普罗克拉斯蒂铁床”式的模式可以规范的东西。它无限丰富、广阔、复杂和多变(正因为如此,我们自称是“小宇宙”)。遗憾的是,在大多情况下,这种丰富、广阔、复杂和多变并不为我们所意识。它们或者是被业已凝固化了的意识所抑制,或者是隐身在黑暗之中,以其自发性支配着我们。我们依恃理性而凝聚和升华自身,但相对之下,我们的理性又是多么地因负载过重而贫弱无力;更不用说,在理性和无理性之间同样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界限。我们在理性的名义下给自身生命造成的戕害还少吗?反过来说,这样的“理性”还能称之为理性吗?
  “个人化”更深刻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使我们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那个使一切矛盾冲突得以发生,在探求矛盾冲突的解决过程中断被异化,又不断地寻找归程;为生命的自发性而苦恼困惑,又不懈地试图将其转化成自觉状态的自身。“个人化”意味着自我的解放!另一方面,它又使个人的负荷成几何级数地增加了。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他和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他人和自我处于怎样的一个机体之中,它们又是怎样地彼此对峙而又彼此渗透,彼此冲突而又彼此补充,彼此分裂而又彼此包容。这里选择和放弃只有一步之遥,而自由和责任必须同时承担。所有这一切都自明着一种无法回避的困境开放的必然性出现了。因为只有在一种开放状态中,在开放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参照中,我们才可能尝试一条突围之路。尽管突围的过程往往同时是自我围困的过程,但突围是决对必要的,否则就意味着立地自毙。我们带着在突围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体验突围,使生命形态的丰富、广阔、复杂和多变得以呈现。而每一次突围都是一次启示。最后,当我们中止这一行为时(个体的生命毕竟有限),我们就最后完成了这种启示作为一个人,我们已经享受过了本然意义上的生命权利,在不断的选择中,自由按其本义被转化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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