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简介


    北京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讲师、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诗探索》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作协理事。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专著《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冲撞中的精灵》、《心理诗学》、《诗学沉思录》、《走向哲学的诗》、《文学评论的写作》(合作)、《文章学》(合作),主编《文学原理》等。《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基本原理》分获1987、1992年北京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心理诗学》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1年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刘福春和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


作者:吴思敬 | 2018/5/8 17:49:00  | 浏览:321


    我曾说过,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是加倍寂寞的事业,而搞诗歌史料那就是加倍、加倍寂寞的事业了。我觉得刘福春就是一位甘于寂寞的人,他勤勤恳恳地搜集、研究诗歌史料,坚持不懈,集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拿出了《中国新诗编年史》这一煌煌巨著,可喜可贺! 
    刘福春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有三十年的交情了。从他到社科院文学所,我目睹他从日坛路6号那狭窄阴暗的环境中一步一步走过来,后来我们一起办《诗探索》,他也成了我们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我们一起为诗歌事业做了很多工作。我了解他,为了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他是做了长期的准备的,最少花了三十年。福春是把他的生命融入到这本书中,这也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福春搜集诗歌资料,完全凭个人之力。他的住房本就狭窄,现在被书籍和资料挤压得已没有任何生活空间了,一般的家庭主妇是难于容忍的。福春幸亏有个贤内助徐丽松,全力支持他,毫无怨言。我认为这非常不容易,在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确实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关于福春的奉献精神,许多朋友都有共识,我就不多说了。我特别想谈谈他这本书。我认为福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不是一般的史料编年,而是一种独特的新诗史叙述。福春在新诗史的构建方面创了一个新的路子,这个路子就是按时间顺序,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运用传统的春秋笔法,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说出来,而是喻褒贬于叙述之中,从而显示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史观。他在客观地叙述某一诗歌现象之后,经常用辑评的方式,从相关资料上选出几十字、几百字,甚或千把字,作为印证或补充。这些地方就见出他的功夫了。一是他的旁征博引,这要建筑在对大量资料的阅读和把握的基础上;二是他的判断力,面对浩如烟海而众说纷纭的材料,他为什么选这个人说的而不选另一个人说的,他为什么选这一段资料而不选另一段资料?这就有个辨析、选择与判断的问题。比如,书中1919年2月15日记载:“《新青年》第6卷第2号刊出周作人的《小河》”。这是一条客观的叙述。接下来,作者不仅引用了周作人自己对这首诗的说明,还引用了胡适、茅盾、朱自清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显示了《小河》在新诗发轫期的独特意义。书中类似的这种辑评非常多,这实际是这部书的精华所在,作者的学识、修养、判断,就通过在浩如烟海的资料的选择与辑评中显示出来了,我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 
    刘福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的新意还在于他对此前的文学史、新诗史中对诗人和诗歌现象叙述的颠覆与解构,这在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那种政治诗学的评判中尤为明显。比如臧克家1956年撰写的《“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实际是1919—1949的中国新诗简史。在这篇文章中,臧克家批评戴望舒的《雨巷》说:“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他们不敢正视,却把身子躲进那样一条‘雨巷’里去;不是想望一个未来的光明的日子,而把整个的精神放在对过去的追忆里去,这是个人主义的没落的悲伤,这是逃避现实脱离群众的颓废的哀鸣。”[1] 像这样的批判,不仅是臧克家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与政治氛围。福春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陈述了《小说月报》第19卷第8号刊出戴望舒《雨巷》的事实后,引用了杜衡、卞之琳等诗人对《雨巷》的评价,他自己没有直接说一句话,却完全颠覆了臧克家对《雨巷》的不公正的指责。 
    文学史写作中,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对作者来说,是个考验。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有种说法,叫做以论带史。先有一个大的政治学、社会学、美学的框框,然后带着这个框框去观察历史,把符合自己预设框框的材料挑出来,而不符合自己预设概念的东西就视而不见。福春采取了跟上述说法完全不同的路数。任何文学史其实都是当代人的重构。文学史家首先要有自己的史识,这就是刘知几在《史通》中强调的,才、学、识三者中,以识为先。这是非常重要的。福春的价值就在于他不只是资料的搜集与占有者,更有自己的史识,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他不是先验地架构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往大框架中填充材料,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材料出发,他的观点不是直接而是透过他精心选择的材料暗示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以往诗歌史写作的局限。我认为这是新诗史写作当中很重要的突破,《中国新诗编年史》学术价值很突出地就反映在叙事方法的出新上。 
    资料的翔实和丰富,这是《中国新诗编年史》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刘福春几十年的搜求,几十年的积累,几十年的心血都在里面。就目前福春所掌握的有关新诗的资料而言,无论是公开的版本,还是民间的出版物,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许多高校图书馆在内,恐怕都没有他掌握的资料丰富。尽管现在有些机构、有些民间人士也在收集新诗资料,但是就整体而言,福春掌握的资料的丰富性在全国绝对第一。海外的学者可能比国内学者更能充分意识到福春的价值。我们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跟海外朋友常有接触,很多海外朋友来了之后先打听刘福春,甚至于要求访问刘福春的家庭,看他的藏书。我觉得作为新诗史料专家,刘福春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一般的搞诗歌评论的。我们一般人,国外可能根本不知道,而刘福春在国外的诗歌研究者当中,在国外的汉学界,现在确有他的位置。福春用他数十年积累的资料建构了他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他的诗歌资料库,而这个知识体系、这个诗歌资料库,不是谁能够代替得了的。应当说,这些年来,许多诗歌研究者都得益于他,我自己在一些科研项目当中,也经常请刘福春帮助。我们的研究生答辩,每次请福春去以后,福春一下子就能指出哪个提法不对,哪条资料不对,有时候我们导师都看不出来。福春对新诗资料的把握和敏锐的眼光确实非常可贵,在今天诗歌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我认为《中国新诗编年史》集新诗研究资料之大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书能超过它。当然,任何资料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这部书肯定有不完美的地方,资料的不完整,某些抄写引用当中的差错……这些毛病有待于纠正。我认为以这部书的价值,今后肯定会有再版的机会,希望福春继续他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并把他的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到这部书的新版中去,我相信这部书肯定能够流传下去。 
    人民文学出版社真是慧眼识珠,从社长到《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为这样一部以资料见长的书提供了出版机会。特别是这本书编辑难度极大,因为资料太丰富了,大量的引文、大量的引文出处,都需要一一核实。我们搞研究的都知道,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这部书的编辑下了大力量。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中国文学,特别是为中国诗歌发展所做的艰巨的工作表示感谢! 
 

2013-7-15 
 



[1]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见臧克家编选:《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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